新视野

Emma says:

万物的结局近了：电影《2012》
-|王怡 发表于 2009-12-11 15:18:00
我是在台北的西门町，看这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刚好是内地首映的第二天，成都发生5.0级余震，是汶川大地震以来，晃动最强的一次。父母收拾了细软，预备随时下楼。一年半了，我脚下的土地，已有过6万次余震。这6万次余震，已永久地改变了我的灵魂对这个世界的感应方式。
　　
　　
　　像大地震以前那么活着，是一种羞耻。事实上也不可能。据说在欧洲，有人已四处打听，预订挪亚方舟的船票。
　　
　　
　　其实每一座寺庙，自古以来，都有人订票。不过电影中，最荒诞的，就是政府卖票，1亿欧元一张。在旧约记载中，挪亚卖了一辈子票，而且都是贵宾卡，免费票，但除了他一家八口，竟然一张都没卖出去。人们年复一年，彼此朝贺，说寿比南山、福如东海；by the way，那个挪亚根本是疯子。
　　
　　
　　区别在于，那个日子是否可以预测。正好看到一个专家，信誓旦旦地说，我相信人类可以完全预测地震。我说感谢上帝，幸好不能预测，不然政府不但统治我们的今天，还要统治我们的未来。
　　
　　
　　很简单，如果那个日子是不可预测的。就由信仰团体卖票。他们没有枪，没有炮，他们也有卖假票的。但嗓子说破了，鞋子走穿了，是卖的多，买的见；听的多，信的少。谁愿拿地上看得见的财富，换天上看不见的财宝呢。人类的命运，好像一副不整齐的对联，上联是美好的应许，“浪子回头金不换”。下联是残酷的现实， “不见棺材不落泪”。
　　
　　
　　如果那个日子是可预测的，就会变成政府卖票。电影描写的是这个卖方市场，散户被抛弃，大户人头攒动，国家俨然成为上帝。
　　
　　
　　因此这部电影，最令我震撼的场景，反而不是大地陷落的逼真镜头，而是国家在人类末日来临时所扮演的显赫角色。尽管美国总统的最后讲话，诵读了旧约《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但由总统而不是牧师，向着全世界布道，其实是一个可怕的画面。令我想起约翰·诺克斯当年面对国王的那段名言：
　　“在苏格兰，有两个王国。在地上的王国里，你是国王。但在另一个王国，就是基督的教会中，你不是牧师，而是一个会友”。
　　
　　
　　如果世界没有末日，人类就是永恒的，一时的政权没那么重要。如果有末日，但末日是不可知的，国家就更加不重要了。因为永恒的意义，早晚要越过国家的废墟。或者说，每个人的灵魂，如一盏盏孔明灯，总有一天从国家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就像孩子挣脱保姆的手，奔向自己的父亲。
　　
　　
　　但一个可预知的末日，必将产生一个国家主义的世界观。国家轻易而举，就凭借它的财富和权势，僭取了在人类精神事务与永恒命运中的祭司位分。一群科学家、政治家和资本家，在那个日子行情看涨，假冒了救世主。假若末日真正来临时，如这部电影所说，科学数据、政治权势与商业财富，构成了决定人类命运的铁三角。对我来说，这幅画面，实在远比灭世的洪水更加残酷。
　　
　　
　　尽管登舟时，有一段各国政要的良知发现，但这部电影，其实不是一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本，而是一个国家主义版本。政府造方舟，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灾难。一切专制主义，都建立在一种全知全能的国家观之上。以往的好莱坞片，倾向于把预言末日的科学家，与国家主义摆在一种对立立场。让科学家成为双重的孤胆英雄，既对抗天上的命运，又对抗地上的权势。但《2010》把这个张力化解了，倒也显得更真实。意思是说，科学主义从来都是国家主义的配角，科学是可被购买和征收的。因此，科学的全知全能，几乎就等于国家的全知全能。相信科学的万能，几乎也就等于相信国家的万能。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钱学森之于共和国的意义。
　　
　　
　　导演在国家主义的拯救观旁边，也拆迁安置了一种多元化的宗教场景。玛雅人的预言，传扬悔改之道的信徒，祈祷的教堂，西藏的僧人等。但他们的信仰，只在一种神秘主义的知识论（他们竟然知道科学才能知道的事）上被肯定，或在面对死亡的坦然上被尊敬。但在影片中，信仰仅仅被容许存留在国家主义的边缘，而与人类的真实命运无关。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导演在剧情的商业考量之下，刻意留下几个隐藏文本。尤其是特写镜头下的两本书。
　　
　　
　　一是古罗马教父波爱修斯的名著《哲学的慰藉》。片头，太阳耀斑爆发，科幻作家随身带着的，就是这本书。波爱修斯被称为奥古斯丁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他在狱中写下这部诗歌与对话体的书。书中讨论永恒和时间的关系，说，“永恒就是同时并完全地拥有无限的生命”，这是单属于上帝的。而一切时间内的生命，都无法在时间中的某一刻，认识自己的全部生命过程。一切暂时的事物，都包涵一个永恒的现在，这使人类的活动具有永恒的迹象。但一切暂存的事物都是对永恒的模仿，这种模仿不能长久持续，终将被无限的时间淹没。所以他说，如果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关系，可借用柏拉图的话说，“上帝是永恒的，宇宙是延续的”。
　　
　　
　　这是电影隐藏的一种世界观。也是为什么末日及对末日的预言，对我们来说，具有如此显赫而惊悚的意义。波爱修斯说，唯有上帝对现在的事物拥有永远不变的认识，这是永恒中的认识，是“天命”，而不是对未来的“预言”。
　　
　　
　　第二个特写镜头，是科学家醒来，沙发上放着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记》。这暗示了影片的走向，人类就要像亚哈船长那样，不顾一切，冒险追逐白鲸。梅尔维尔借用了旧约的先知约拿的故事。约拿面对上帝的呼召，先是抗命，最终顺服。亚哈船长就是抗命的典型，麦普尔牧师则是顺服的典型。他在船上讲解《约拿记》，小说用了十页来写他的布道。最后，麦普尔牧师说，“服从上帝，就是要违背自己。正是在对自己的违背中，才包含着遵从上帝的艰难”。
　　
　　
　　2012年，是京都协定书到期的日子。有人说，这影片太乐观，世界没有真的毁灭。也有人说，这影片太悲观，连世界都毁灭了，人心中的自大，竟然还没被毁去。
　　
　　
　　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多么美的劝勉和应许。世界的终极意义，怎么可能存在于机械的因果论中，怎么可能存在于国家主义的场域内。写完这篇文字，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有个牧师说，每一篇讲道，都要像对这世界的最后一场讲道。是的，每一次接孩子，我也要像最后一次去接他。
　　
　　
　　
　　
　　2009-12-7

Emma says:

十岁左右一个小孩子在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还如此震惊并且潜水这么

不是“震惊”而是“镇静”